炒股加杠杆去哪儿办理”随即进行自我批评：“这反映出我在工作中的疏忽

中共高层公开提出否定文革第一人

凤凰台

解说：在1976年10月6日的夜晚，随着“四人帮”被捕，华国锋与叶剑英商议后决定，于玉泉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孙劲松回忆道：“我曾试图电话联系纪登奎，但总机告知首长不在家中。随后，我转而拨通了李先念的住所，纪登奎亲自接听了电话。那天晚些时候，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纪登奎与华国锋密切合作，完成了诸多重要任务。其中，派遣迟浩田接管《人民日报》，以及我父亲刘西尧带领团队接管《光明日报》便是其中一例。在玉泉山举行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明确提出了要揭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处。”

解说：因为这一点，纪登奎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公开对“文革”提出否定意见的第一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接管原先由姚文元把持的宣传口，首要任务是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树立威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纪坡民（纪登奎之子）：我们如今将华主席与毛主席相提并论，尊称毛主席为伟大领袖，华主席为英明领袖，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我父亲对此表达了一丝不赞同。他指出，主席曾言，我们还是应遵循主席的教诲。威信并非凭空建立，而是需在斗争中逐步树立。单凭树大招风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建议我们应更加专注于工作，妥善处理好各项事务，通过实际行动和斗争来积累威信，而非追求虚名。

解说：在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他的观点未能得到认可。不久，一首赞颂华国锋的歌曲被呈送至宣传部门，待纪登奎批示后，便由国家级乐团演绎，广为传唱。该曲名为《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在文革结束后一度风靡一时。

在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纪登奎坚决秉持不刻意突出个人观点的原则，对相关文件未作任何批示。不久后，他接到了中央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前往进行谈话。

纪坡民：当时的所谓中央与他进行谈话，实则是指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央常委班子。这个班子包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我父亲也参与了其中，与这四位新常委一同出席。

抵达后，事情处理起来颇为简便。只需向他说明，中央机构内部分工有所调整，宣传工作原本由姚文元负责，如今转由您接手，相关事务请移交给汪东兴处理即可。

数日之后，再度传来消息，要求他移交组织工作。他此前负责的是中组部的事务，如今这一职责已转交至汪东兴手中。由此可见，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在党内所承担的最为关键的职责均已一一移交。

解说：直至上世纪80年代，纪坡民在与父亲的一次闲聊中，提及那首让他交出权力的歌曲——《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纪登奎坦陈了自己的初衷，依旧坚守己见。

纪坡民回忆道：“我爸曾经告诫我，那首歌是不可以唱的。他告诉我，你所在的交城出了位华政委，这位华政委究竟是什么级别的政委呢？他乃是县大队的政委，手下只有十八名战士。他常说，当你统领这十八位战士时，共产党的将领群星璀璨，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何止寥寥数人，更不仅仅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元帅。”

他言道，诸如肖华、杨成武、陈锡联等辈，皆曾统率千军万马。而你不过领兵十八，却在那儿吟唱，唱得那般歌曲，仿佛那些英勇的战士们皆得以复生。

他提及我在军中短暂服役，与那些高层将领颇有交往，对此，他听后心中定是滋味复杂。换言之，他直言，这样的言论对于华主席而言，在军队中的形象恐怕并无裨益。

解说：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会上，众多资深党员纷纷对纪登奎提出公开批评，指出他在文革期间将已获解放的资深干部驱逐出京。此外，还有人士揭露，在毛泽东同志病情加重之际，纪登奎企图在豫西山区集结力量，策划反革命暴动。

孙劲松：胡耀邦是有一次在会上讲纪登奎，讲了这么几条。第一纪登奎历史上是清白的，第二，解放以后是党培养的接班人，是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他还跟去纪登奎家看的时候，说“老纪，你要知道，你并非凭借直升飞机得以上升，当时中央挑选了几位年轻人作为接班人的候选人，其中就有你，也有我。”

纪坡民回忆道，耀邦曾对他的父亲表示：“登奎同志，请放心，中央是不会相信这些过于离奇的事情的。中央不会相信的。”他接着说：“你手中指挥的七八十万军队，若不循规蹈矩，竟跑到河南豫西的伏牛山深处，擅自与地方干部接触，企图在那里策划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岂非荒谬至极，简直是开玩笑罢了。”

解说：恰在纪登奎遭受公开批评的1978年，我国农村领域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包产到户的革命运动在不经意间悄然展开。这一切变革，与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纪登奎紧密相连。

纪坡民回忆道：在我父亲主管农业时期，万里同志所在的地区已实施了“三自一包”政策。中央召开会议时，有人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我的父亲。在会议上，我父亲询问万里关于土地分配的情况。万里起身回应，确实已经将土地分给了两个县。随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表示：“让我试试看如何？”气氛就如此轻松地展开了。

父亲对此态度模糊，既未加以指责，亦未予以赞扬，既未建议推广该方案，也未表明要加以整治或制止。他只是询问了具体情况，并询问我是否可以尝试，于是父亲便默认了。

解说：春回大地，1980年的春天，纪登奎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卸下了他所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重担。在此前夕，中共中央特意派遣专人，对纪登奎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引导工作。

纪坡民提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约80%的中央文件均由他领衔起草。尽管在文件中充斥着赞誉之词，紧接着却又号召他主动辞职。对此，我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职。正如吴德所言，这番话直白坦率，不是吗？

一些资深同志对我们的评价颇有些尖锐，他们认为我们这一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过是维持现状的参与者，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我们确实只是维持现状的一群人。我们确实做到了维护了政权，未曾让它崩塌，也未将政权拱手相让于“四人帮”。最终，我们还是将政权平稳地交到了你们手中。吴德也曾如此言说，他的观点并无不妥。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若要夸耀自己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实属不易。

解说：1982年，中共中央委派纪登奎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赋予他“部级研究员”的职位。履职研究员一职后，纪登奎得以有更多机会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农村改革领域中被忽视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农业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其二，在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政权与文化建设亦被忽视。。

这些提议至今仍具有重要的资政价值。在邓小平的关怀下，纪登奎曾短暂负责旅游工作，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强调旅游被视为“无污染产业”，能够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为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8年夏日，纪登奎与吴德等同仁相聚，共商将自“九大”以来参与中央工作所历经之事进行详尽梳理，以期向历史交出一份清晰的答卷。遗憾的是，在那次聚首不久后，纪登奎因疾病突然离世。这位曾在毛泽东时代身居要职的干部，此后逐渐从公众视野中隐退。

纪登奎起伏经历

作者：彭劲秀

纪登奎

在中共党内，得以被毛泽东破格从基层跃升至中央核心岗位，并长期享有显赫地位的人物寥寥无几，纪登奎便是其中之一——他与毛泽东共度风雨，在政坛上声名鹊起二十余载，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遭受批判。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其辞职申请后，他方才黯然从政治舞台上淡出。

列车“六问六答”

1951年春日，毛泽东主席乘坐专列，沿京广铁路南行进行视察。在途径许昌之际，列车停靠，主席亲临现场，听取了许昌地区负责人关于工作的详尽汇报。此次会面，对纪登奎同志而言，是他首次与毛主席面对面。在专列之上，纪登奎同志简洁明了地阐述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地方风情特色以及自然资源与特产概览。同时，他向主席汇报了关于土地改革、治理淮河、支援抗美援朝、农业发展及宣传工作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在会议落幕之际，毛泽东突发问询：“你是否曾遭受过批判？”纪回应道：“是的，经历了两次。”

毛泽东曾言：“我经历过三次，比您多了一次。”他还表示，“遭受一些整顿，其实有益处。”随后，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当别人对你进行整顿时，这种整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纪感慨道：“两次都弄错了。”随即简要地回顾了自己在冀鲁豫地区遭遇两次误解的经过。

毛泽东提问：“你有没有处理过别人？”纪诚如实回应：“有过。处理别人次数超过自己被处理。”

毛泽东提问：“是否有过失误？”纪回应：“确实存在，也有过错。”

毛泽东紧接着第五次严肃地质问：“你是否曾参与过杀人？”纪登奎略感意外，但迅速回应：“是的，参与过。在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我确实杀过不少敌人。”

毛泽东连续第六次提问：“是否有过误杀的情况？”纪回应：“确实有过。”他进一步阐述道：“那是在形势紧迫之际，由于未能及时进行审慎调查，便匆忙处决了人犯。”随即进行自我批评：“这反映出我在工作中的疏忽。”

纪登奎正当盛年

毛泽东连番提出的六问，表面看似闲聊，实则是对纪登奎的过往经历、能力、胆略、人格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审视与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并未显得语塞，也未刻意回避，更未转移话题或虚与委蛇，而是给出了实事求是、坦诚直接的回答，毛泽东对此表示非常满意。

毛泽东自许昌启程，抵达武汉。他指示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委派专人，对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进行深入调查与总结。王任重遂召集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命令，并嘱托他务必完成此项任务。郭小川立刻动身前往许昌，实地考察后迅速撰写了《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并于1951年4月29日，该文在《人民日报》上与公众见面。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

由此，许昌地区的宣传事业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五月间，纪登奎受邀出席了全国首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分享了许昌地区在宣传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党的宣传工作迎来了新的进步。”

会议落幕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便荣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一职。

自那时起直至“文革”爆发，毛泽东先后莅临河南十余次。每次莅临，毛泽东都必定召见纪登奎，倾听他的工作汇报。得益于毛泽东的青睐与信任，加之纪登奎工作成绩斐然，至“文革”伊始，纪登奎已晋升至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并兼任省委秘书长之职。随后，他又被擢升至中央，接连肩负重任——这一切，均源于那次在专列上的关键“面试”。

纪登奎、陈永贵昔阳大寨会晤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与1923年出世的纪登奎相较，相差整整三十载，理应被视为两代人。然而，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将纪登奎尊称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这一称呼便成为了纪登奎的别称。在中共党内，此种情形实属罕见。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啊！”这便是毛泽东首次以“老朋友”称呼纪登奎的时刻。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主席台上，毛泽东同志再次亲切地将纪登奎同志誉为“老朋友”。

1969年四月，纪登奎参与了中共九大的活动。14日，毛泽东主持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审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及新党章，随后进入大会发言环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九位代表相继发言。轮到纪登奎时，毛泽东环顾四周，却未发现他，遂询问身边的周恩来纪登奎的位置。周恩来指向代表席，告知纪登奎就在那里。随后，纪登奎从代表席起身，走向主席台前的发言席。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微笑着邀请他发言。毛泽东还对大会代表们介绍道，纪登奎是他的老朋友，来自山西，曾在河南工作多年。

毛泽东的公开推介声刚落，1512名代表齐聚的会场内顿时爆发出如雷贯耳的掌声。此次会议中，纪登奎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得益于毛泽东的提议，纪登奎再度晋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显而易见，“老朋友”这一称呼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5年9月7日，纪登奎随同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罗马尼亚副总理维尔德茨，此乃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贵宾。

缘何获得赏识？

重返列车上的召唤场景。据纪登奎在晚年所述，此类召见竟达13次之频。许多人据此推测，纪之所以赢得毛泽东的青睐，主要是因为他幸运地被邀请至专列之中。然而，仅有机遇显然远远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邀请纪登奎与路宪文进行召见，但二人的表现及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在“大跃进”的狂潮中，毛泽东乘坐的南下专列自郑州驶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亦被紧急召唤，登车汇报事务，然而他往往未能切中要害。毛泽东对此兴趣渐失，遂命他下车。与此同时，本应随车下站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却未被允许离去。事后，路宪文对办公室的秘书们抱怨道：“你们这些人是不会编写材料的，还是老纪懂得如何表达，连毛主席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愿让他离开。”

毛泽东曾询之路宪文：“你管理的区域既有上蔡县，那么理应也有个下蔡县吧？”路宪文显得有些紧张地回应：“主席，我学识有限，不清楚是否有下蔡县。”毛泽东追问：“你管辖的信阳州，宋士杰控告的文庙还存在吗？”路宪文急忙回答：“主席，我学识浅薄，也不清楚。”毛泽东点头示意，让他继续汇报工作。路宪文急忙讲述如何动员群众、创新方法，从过去仅能蒸食的红薯，到如今可制作馍馍、饺子、点心等。毛泽东终于有些不耐烦，打断道：“你啰嗦了这么久，不就只是红薯一事吗？”

不久，地委的秘书们向路宪文透露：新蔡县成立的时间晚于上蔡县，且地理位置相对较低，因此得名“下蔡”；而地委办公室后方的那座古旧建筑，曾是旧时的文庙。面对这一说法，路宪文愤怒地质问：这些信息我的材料里没有提到吗？这位路宪文在信阳地委书记任内，急功近利，夸大其词，导致1959年发生了震惊国际的“信阳事件”，该事件导致百万民众饿死，最终他因此被免职查办，声名狼藉。

纪登奎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行事深入、脚踏实地，精通实情，擅长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追溯至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了大会，旨在总结过去几个月的群众运动成果。在会议进程中，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地区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做法，此举引起了黄敬的极大关注。他立刻派遣人员通知纪登奎出席大会，并要求他在会上分享其工作经验。

纪登奎以其深入群众、与民同甘共苦的经历，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到扎根串联、申冤诉苦，再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举措，论述清晰，条理分明，堪称一绝。与会者纷纷赞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议结束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遣代表前往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格外重视，经常特意通知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各项重要会议。

纪登奎出席会议

在“大跃进”热潮中，各地纷纷竞相“放卫星”，虚报浮夸之风盛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反右倾的运动，使得“大跃进”中的错误愈发加剧。纪登奎担忧农村局势的动荡，然而面对上级的压力，他又无法抗拒。在被迫执行上级指示、召集各级干部举行动员大会之际，他巧妙地采取了拖延散会的方式，以此减缓反右倾会议精神向下层传达的速度。

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时期，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竟高达百万之众，而洛阳地区却鲜见饿殍横陈的景象。1960年寒冬，陈云同志在河南进行考察时，听闻了这一情况，便向纪登奎同志询问缘由。纪登奎回应道：“我采取的是一种‘两本账’的策略。上级下达的高指标和过度的征购任务，我虽无力抗拒，但不得不执行。然而，我必须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这就构成了我的另一本账。我必须确保民众的生活得以妥善安排。”

“登奎同志在河南经历了一段宝贵的锻炼，他在运动中曾被拘禁长达四个多月，遭受批斗，甚至被迫承受‘喷气式飞机’般的折磨……”

毛泽东注视着纪登奎，感慨道：“唉，的确是多事之秋。你瞧，这其中难道真的毫无益处吗？”面对精明能干的纪登奎，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表露不满，反而带着轻松的口吻回应：“实则大有裨益，这正是锻炼人的机会。”

毛泽东询问：“你经历过多少次批斗？那种‘喷气式飞机’体验如何？”纪登奎回应道：“批斗次数不少，有好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的感觉就像割麦子一样，而且还能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后，不禁笑出声来。他起身模仿那姿势，弯腰低头，双臂向后高举，众人见状，也都跟着笑了。

在这类氛围中，毛泽东与其下属的交谈经历实属罕见，想来亦颇受青睐。

纪登奎陪周恩来会见外宾

与张爱萍发生争执

尽管在“文革”初期遭遇冲击，遭受批斗，纪登奎却迅速被纳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一职。晋升至中央，他始终成为“文革”期间的焦点人物。身处高位、掌握重权的纪登奎随“文革”潮流犯下错误、言辞失当、行为不当、伤害他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据张爱萍将军之子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所载，1975年3月，在叶剑英元帅的多次推动下，张爱萍将军重返国防科委体系，并着手对230厂进行重点整顿。当时，他满怀喜悦地对子女们表示：“邓小平同志复出，这表明毛主席已经改变了初衷。”这一事件，正是他复出政治舞台的契机。

事实上，张爱萍的判断失误了。毛泽东并未改变初衷，他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重新投入工作后，致力于整顿的张爱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靶子。

1975年11月2日，曾遭张爱萍驱逐的造反派首领舒龙山，将一封针对张爱萍的告状信呈递至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随即批示：“请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并交总政治部审慎处理。此人属于916左派。”

面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显然无力“妥善处理”。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主持召开了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高级将领的会议，专门召见张爱萍。此次会议的规格之高，以至于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能屈居末座，以示对会议的尊重。

根据张胜所抄录的会议纪要，张爱萍的立场依旧坚定，不仅毫无认错之意，更是与纪登奎发生了直面冲突。

纪登奎：这句话“今不如昔”是谁提出的？张爱萍：这是一位右派所提出的。

纪登奎质疑：“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张爱萍反问：“还需要多解释吗？举报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询问：“你究竟有没有提？”张爱萍反问：“还需要我再提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了解吗？”

纪登奎：瞧你说的，一番话竟如此冗长！张爱萍：难道你没注意到自己说过的话吗？

纪登奎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回应：“九年以来，未曾有过安宁”，这不就是你所言的吗？难道你忘记了？

纪登奎：你胡说！态度恶劣！

陈锡联轻碰张爱萍的腿，低声提议：“你不如认个错吧。”张爱萍反问：“你们到底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回应：“不过是承认走错了路线。我自己不也承认过吗？结果不还是没事？”张爱萍情绪激动地反驳：“那是因为你！”

主持人华国锋深感会议陷入僵局，遂宣布：“此事来得过于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尚需深入理解和消化。不妨请爱萍同志稍作深思熟虑，今日会议就此结束。”

张爱萍称：“华国锋帮我解围。”

张胜在书中记载：“张爱萍曾剖析他当时的激愤之情，直言不讳地表示：‘实在是某些人的品行不堪，却依旧身居高位。’”

纪登奎之子曾撰文为父鸣不平。然而，若文革已落幕，纪登奎若未退位，又怎能保持其地位呢？

张爱萍与纪登奎之间相差十三岁，他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身经百战，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然而，纪登奎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专家以及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者进行过分夸大，甚至要求张爱萍在批判会上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亦显得不够明智。

纪登奎晚年与吴德交往。

老干严厉批。

“四人帮”被粉碎之际，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不公与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的失望情绪，实属情理之中。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众多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老干部纷纷对纪登奎进行了公开的指责。

万里言道：“若在世的个别领导人犯有错误或行不义之事，理应进行自我批评，切勿姑息养奸。”

吕正操问：你是说纪登奎，清楚点。

万里道：没错，就是他。

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工作应依赖7500人还是7.5亿人？”纪登奎还提到，即便大学四年未招生，卫星仍能成功发射，农业也实现了丰收。今年四月，他再次指示农林部向中央汇报，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不足。在此次会议之前，他派遣人员前往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段君毅曾言：“河南问题，上边所指，即纪登奎。”自“四人帮”覆灭以来，纪登奎曾向造反派透露消息，要求他们发表立场，河南民众对此仍心有余悸。

许世友的言辞愈发犀利：“你本是起于造反，如今已跻身政治局，官位不低，却还企图搞些什么花样？你基本上是步‘四人帮’的后尘。”

纪登奎与邓颖超、王洪文等一同观赏了节日的文艺演出。

邓颖超直言不讳地指出：你的检讨流于表面，避实就虚，亟需详述过去十年间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以及立场等方面与“四人帮”的具体关联。同时，她建议中央亦应深入调查，做到不偏不倚，明察秋毫。有同志甚至指责你为反复无常的政客，鉴于你仍是政治局委员，恳请你保持警惕，切勿滥用职权，对他人进行报复。

廖承志曾言：“在外交部内部，存在着反总理、反陈老总的逆流，他们包庇隐瞒，你的责任，不容小觑，实属重大。”

程子华表示：“在十一届一中全会期间，我曾揭露了纪登奎等人的问题，但并未形成简报。近期，我针对纪登奎的批评简报亦已数日未发布。当我询问简报组时，得知该简报已被送至主席和副主席处进行传阅。我建议，向华主席提交一份报告，以探讨这种做法究竟何为真正的民主。”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亦纷纷发表见解。在三中全会期间，众多与会者对纪登奎提出了诸多意见，其中不乏直言不讳之词。纪登奎对此表示虚心接受，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对纪登奎提出批评的老干部群体中，万里、段君毅二位曾在冀鲁豫边区时期身兼地委书记之职，他们曾是纪登奎的前辈与领导，对他始终给予支持与助力。在三中全会期间，他们不仅公开发表了对纪登奎的批评，而且措辞相当严厉，这反映出在“文革”期间，即使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纪登奎，也未能妥善对待那些身处困境中的老领导与老干部，因此，他们对纪登奎持有不少怨言。

纪登奎出席周恩来总理追悼会

与“四人帮”：追随与冲突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四人帮”气焰嚣张。身为那场运动中的“红人”，纪登奎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他与“四人帮”之间必然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追随者。正因为如此，许世友甚至评论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并指出他“基本上是跟‘四人帮’走的”。

《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话说纪登奎》中提及，毛泽东在公开批评“四人帮”时，曾发表以下言论：“登奎有些事情不向我汇报，也不向总理沟通，反而去找江青、春桥商量，而政治局中的多数成员，他却不与之交流，这说明他是不团结多数，只与少数人站在一起。一个政治局委员理应与政治局和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而非仅仅与少数人保持一致。”这段话揭示了纪登奎对“四人帮”有所倾斜。

尽管毛泽东对纪登奎有所批评，但他依旧对他抱有信任。纪登奎对于主席的指令，也始终忠实地予以贯彻。在197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批邓”议题时，纪登奎明确表示：“小平同志此次旧病复发，未能吸取1966年的经验教训，并未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面抓好革命工作，反倒是继续与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纠葛不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小平同志的问题才逐渐升级。”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世态炎凉，主席虽已离世，纪登奎竟也敢与我们顶撞。”

纪登奎等观群众文艺演出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与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四人帮”将纪登奎视为异己，对他时常进行排斥，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地诬陷他。因此，有观点认为“纪登奎与‘四人帮’并非同道中人”，这种说法实不为过。正因如此，在诸多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之间产生了不少分歧。

1974年，在“四人帮”成员迟群与谢静宜于清华大学举办的“批林批孔”会议上发表讲话之际，他们不仅阐述了“批林批孔”的主题，更对“走后门”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此举后遭毛泽东批评，称之为“三箭齐发”。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对该讲话持反对态度，并对迟群、谢静宜二人的一些不当行为深表不满，二人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纪登奎的女儿现就读于清华大学，对政治事务十分关注。她发现迟群和谢静宜的发言与中央的8号文件存在差异，于是向父亲纪登奎反馈了相关内容，并询问这两者的讲话与文件，哪一方更准确。纪登奎迅速回应，认为迟群和谢静宜的发言是错误的。他还向女儿透露，江青等人实施了所谓的“三箭齐发”，此举已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毛主席的批示向下传达，但江青和张春桥提出保护青年干部的立场，故未下发文件，仅在中8号文件中简单提及此事。

纪登奎之女返校后，将父亲的话语转告给了刘冰。这番话让刘冰在与迟、谢二人抗争时，信念更加坚定。不久，毛泽东对刘冰作出批示，由此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尽管纪登奎侥幸逃过一劫，未受批判，但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却愈发尖锐，他们甚至对纪登奎进行了无端的诬陷。

纪登奎与华国锋、姚文元一同登上中共十大主席台。

吴德1993年在回忆中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将纪登奎诬指为“苏联特务”，此等罪名之性质及其严重后果，自是不言自明。此举显然暴露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深仇大恨。得知此事后，纪登奎与江青之间的矛盾无疑进一步激化。

1976年7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与此同时，“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权的阴谋活动。鉴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的领导职务，并在中央任职期间一度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纪登奎曾通过不同渠道，以各种方式提醒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关注“四人帮”的问题，并指导他们明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夜幕低垂，时针指向了十点之余。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所内，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华国锋与叶剑英向与会者详细通报了关于抓捕“四人帮”的进展情况。在讨论过程中，纪登奎明确表示，他坚决支持并拥护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尽管在“文革”期间犯下了一些错误，触及了部分老干部的情感，纪登奎却时常勇于承担风险，为老干部发声，仗义执言。他甚至敢于直面毛泽东，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纪登奎在庆祝“四人帮”被粉碎的大会上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次“唱反调”

公元1980年春，纪登奎因受到批评而进行了深刻检讨，随后，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当纪登奎家中冷清无人拜访之际，获得平反的李雪峰亲自前来拜访。李雪峰见到纪登奎后，便直言不讳地说：“纪登奎啊，你的胆子真是够大的，竟敢在毛主席面前提出不同意见！”那么，纪登奎究竟是如何表现出“胆大”的？他又提出了怎样的“反调”呢？

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在其撰写的《回忆李雪峰与我父亲的一段往事》（收录于《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中透露，在“文革”爆发之前，李雪峰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身居党的高级领导层。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至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接替彭真，成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一时间，李雪峰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明星。“这表明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深信不疑的干部，用当时的表述，他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然而，不久之后，李雪峰便陷入了“路线错误”的风波。尽管当时毛泽东对他尚存眷顾，李雪峰虽离开北京，历经波折，最终还是被重新“结合”担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在第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荣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而此时，李雪峰正遭遇一场看似无法挽救的危机。回顾1970年的庐山会议，一场围绕“华北组简报”的争议爆发。会上，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言论。身为召集人，李雪峰签署了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本属常规操作，然而两天半后，“华北组简报”竟演变成一场风波。更甚者，将其定性为“错误”与“反革命简报”，李雪峰再次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纪登奎奠基毛主席纪念堂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展开检举、揭发、批判、追查“华北会议”的问题，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九一三”事件后，纪登奎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归他管。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纪登奎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军的问题有所区别，在处理上也应有所区分。我建议对他们不应开除党籍。”

纪登奎随华国锋访欧

毛泽东闻言，语重心长地言道：“纪登奎啊，你啊，似乎少了些许岁月的痕迹。与我们这些过来人相较，颇有不同。”纪登奎事后向儿子剖析，主席此言看似戏谑，实则是对他阅历浅薄、政治尚显稚嫩的不满。此外，这番话语亦表明主席对他的提议已予以否定。于是，李雪峰与黄、吴、李、邱等人一同遭受了党籍被开除的处分。

据资料显示，在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曾提议将李雪峰视为林彪的共犯予以处理。然而，在政治局进行讨论时，多数人认为此提议不妥。于是，周恩来建议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此情况，而周恩来则推荐了纪登奎担任此任。纪登奎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此表示不屑，不再考虑此事，仅言“不可宽恕”，并坚持将李雪峰开除出党。

纪登奎随华国锋访欧

纪登奎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后来听说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在蒙冤负屈的困境中，人们纷纷远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时刻，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李雪峰的登门造访，无疑使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欣慰。对当初李雪峰获罪的“华北组简报”，纪登奎说：“是啊，若大家的言论是正确且符合革命精神的，那份简报自然不可能是反革命的；反之，如果言论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便是向中央揭露他们的反革命行为，怎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然而，纪登奎此番坦诚之辞，不过是他在日后回顾往昔时的独白。若当时他敢于直面毛泽东，直言不讳，或许历史的走向将截然不同。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走完人生旅程，享年65载。他的一生，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余年政治舞台上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其起伏跌宕的传奇故事，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